映象新闻

人与外物之相通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形态中前进了一大步。

迄今为止的儒家自由主义，至少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形态： （1）维新派儒家的自由主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七者——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民主、共和、宪政、法治都不是专属于现代性的概念。

考虑到社会生活方式的流变，尽管是同样的一体之仁的情感，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却有所不同，因此，儒家实际上有两条正义原则： （1）正当性原则：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动机，必须超越差等之爱、追求一体之仁。（三）民粹主义 新儒教的另一个政治特征是民粹主义。三、作为新儒教对立面的儒家自由主义 我本来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，讲讲儒家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念，但限于时间，我就只能简单谈谈了。当然，也有另外一种情况，那是别有用心地利用民粹情绪。孔子讲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[20]，这就是儒家传统的义→礼理论结构。

[⑩]黄玉顺：《生活儒学导论》，见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8-40页。二是西学东渐以来的、近代以来的洋务儒学、维新儒学、尤其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。这是历史本身的一个吊诡，为什么？一个原因是历史人物有他的同类作为参照系。

有一些士大夫，他就是不愿意出来，而且公开就不愿意出仕。早就有人指出，王学在清朝以后传到日本，产生一个信奉王学的群体，而这个群体，在明治维新里，又恰好支持天皇改革，这些人后来给了康有为、孙中山他们一个触动，原来王学很有用。这个自得，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中有名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，学，天下之公学也，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，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我八十年代上学的时候，教科书里还在把王阳明称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。

所以从学理上，阳明学不仅代表了理学的最终阶段，而且代表了师道精神的复兴，代表了在明初遭受挫折的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复归。师道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是王阳明的讲学，讲学同时也是新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萌芽形态。

在这个支配之下的很多人，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笼罩性，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，真是伟大，因为你的个体就在受支配的进程中。1997年，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，就是和大礼议中的王阳明有关，文章主标题谁与青天扫旧尘，出自王阳明的一首诗，原话是无端礼乐纷纷议，谁与青天扫旧尘。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，文革才过去几十年？我们今天讲王阳明，离我们现在已经五百年了。等到朱棣死了以后，其子明仁宗只做了一年皇帝。

当然学术本身只是一种表现，精神恢复了以后，可以由不同学术表现出来。作为一个历史人物，王阳明和古往今来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一样，同时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一个人物，在历史上都难免被品评，但不是所有品评都算是历史研究，更难说是好的历史研究。清朝的体制对于维持钱穆先生所谓部族统治非常有好处，但是对几亿人口的中国，却有非常大的负面性。

平定以后，嘉靖七年，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自己径回老家，在回去的路上便去世了。我们知道，朱元璋废了相，明朝人只好做了一个《大学衍义补》，为什么？因为皇帝要兼任丞相，只好让他治国平天下。

但是它是用传统语言写的，我们还是需要用现代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它。为什么要把吴与弼奉为儒宗？如果和后来那些理学家比，吴与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，但是吴与弼最了不起的一条是，他什么功名都不要，就是不参加这个体制。

如果抽空了这些东西，用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看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很正常啊，二十世纪孔子都被打倒在地下了，批儒评法、批林批孔的时候，那个孔子算什么？我们本来也没以他的观点为是非。这就是说，在制度上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活着的时候，就有很多支持者，当然也有很多激烈否定他的人。黄宗羲讲王阳明，最关键的是一句话：明朝学者这么多，为什么要特别讲王阳明？就是因为王阳明给后来人开了一条作圣之路，又重新让你在精神上站起来、独立起来，可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，而不只是一个弯着腰的人。其父王华，在他出生第九年的时候中了成化十七年状元，正德初年做过礼部左侍郎，官阶不小。这次打击，很像唐朝武宗时的灭佛运动，后者实际上打击了佛教中的各种教门。

大臣们拥戴了他的弟弟景泰皇帝，根据便是于谦根据《孟子》所提出的一个理由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嘉靖六年（1527），广西又发生了土官的叛乱，于是把王阳明起复，令他出征。

这是统治术受学术影响而自然嬗变的例子，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，因此王阳明从祀孔庙，称先儒王子。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成棣根据录音整理。

二  、何故纷纷议阳明？ 王阳明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（1472）。明初的很多理学家，他们接续宋代传统，也在天天论学，也参加科举考试，读各种理学家的书。

当然，明朝后来的君主就做不到了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，小姑娘无论如何被打扮，都不应掩盖其清纯本色的自身，否则这个化妆就变成伪装了。在此之前的明代，圣人一度是不可以企及的。这时候很多人也不愿再提他当年平定宸濠之乱，更不会注意他的有些门徒，在抵御明朝最大的外患——南倭北虏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。

有些讲王学的人，因为要强调王学有体有用，能对现实起直接的建设性的作用，于是因其事功而推崇他的学问，甚至推许得有点神乎其神。从明朝的政治还能够部分顺应学术发展，回到了学术必须仰政治之鼻息。

当然也有一些学术为专制摇旗呐喊，怎么去评判它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在明朝，朱元璋是从草根起来的，所以特别看重这些仪式性的东西。

你做一个东西对不对，你是卑躬屈膝地讨好政治，还是你要去坚持你的操守。王阳明因为谏言触忤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宦官，时人称之为站着的刘皇帝的刘瑾。

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，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好。而王阳明的事功，特别是平定种种叛乱，无论是地方叛乱，边境少数族群的叛乱，还是正德十四年的宸濠之乱，都和他喜欢讲军事有关。皇帝下的诏令，经常被内阁大学士封回还，这种相互争执竟不下几十次。这套东西结果是什么？整个社会一盘散沙。

所以今天有机缘到这里讲王阳明，也是感慨系之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，不代表我们就能做到。

因此，王阳明的事功，要放在明朝的背景下看。宋以前大致可以说是君师共治的时代。

但在许多学者看来，明朝实在是一个欲专制而未能的时代。万历时代，甚至形成一个主要以江南为基地，以王学为基本信念的在朝王学群体，把持朝政不下二十年。